醫館故事

作者：薛匡鈜

博愛醫院，1919年由王甘棠醫師開設，其地理位置是在當時的西門外（後改為元町四丁目一五二番地、今光華路84號），距離吳鳳北路的城隍廟約五分鐘路程。博愛醫院為長條形房屋，建築分為三個區塊：前段作為看診區，後面作為一般住所，中間則設有一個簍空的天井作為過渡。這種又深又狹長的建築特色，使得醫館前門雖位於光華路上，後門卻可以通到忠孝路。

醫館附近的著名地標──城隍廟，位列諸羅三大古廟之一，與王甘棠醫師有著顯為人知的關聯。據現任城隍廟董事口述，該廟規模浩大，在當時是南臺灣數一數二的大廟，1940年代左右有許多外縣市來的信眾搭著火車到嘉義，人潮一路從嘉義火車站延伸到城隍廟。王甘棠的兒子王逸石先生回憶，在廟裡擔任委員的爸爸，曾帶著年幼的他到廟裡，廟裡四下無人，當時不知是王甘棠坦然的個性使然，抑或者是想要安撫年幼的兒子，便用臺語對他說：「那些大神尪仔是假的，不用怕。」令王逸石印象深刻。

1893年出生於北港的王甘棠是雲嘉地區的優秀學子，1908年畢業於嘉義公學校；1918年從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今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其後於1919年設立博愛醫院（博愛診療所）。當年的博愛醫院近似於現在的家醫科，什麼科別的病都會看，加上醫術高明，因此前往看診的病患總是絡繹不絕。而後博愛醫院於1946年歇業，由大兒子王義雄繼承，重新開設「王眼科」，繼續替嘉義市民服務，惟之後王義雄全家移居美國，醫館至今已轉手他人。

在早期的臺灣，多數社會菁英都會發展斜槓人生。王甘棠醫師除了在1919年，與方輝龍等人組織陶冶心靈的「尋鷗吟社」，還寫得一手好書法。日治時期參與臺灣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團體「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是嘉義地區重要幹部。戰後「三民主義青年團」首創之時短暫擔任主委。也因為其對社會與政治的熱切關注，致使王甘棠先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遭捲入。

二二八事件蔓延至嘉義後，王甘棠作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與其成員一同與嘉義市參議員及地方士紳在1947年3月3日召開會議，並組成了「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又稱「嘉義三二事件處理委員會」），以期能穩定局勢。3月4日，王甘棠與三青團成員李曉芳一同向駐紮山仔頂的羅迪光營長廣播喊話，呼籲勿攻打市區，應以和平方式解決。經多次談判後，委員會在3月11日最後一次前往水上機場談判，王甘棠原本已經上了前往水上的車子，可卻越想越不對，於是假借上廁所的名義跑下車，順利躲過死神的召喚。委員會代表皆被當場扣押綑綁，當天僅放回三人，而王甘棠前往被放回的其中一位委員邱鴛鴦家詢問狀況時，才知道自己竟然名列黑名單第一位。王逸石先生回想當時情況說道：「父親一回到家裡便倒頭呼呼大睡，個性耿直的他認為，如果在當下就去逃難，反而會被認為是因為做錯事情而心虛逃走，最後是他的妻子覺察情形不對勁，才催他收拾離家。」

逃難的過程一波三折，他們先後藏身於竹崎的林中，隨後又奔往西螺、基隆，最後王甘棠在姪女婿幫助下以軍醫身份渡海至中國南通。到了中國，看到國民黨與共產黨如火如荼的內鬥，使一向支持祖國派的王甘棠大為失望，感嘆為何中國人要打中國人。得到機會離開軍隊回臺之後，王甘棠性情大變，不再插手政治，沒日沒夜地看電影、喝酒，以逃避心中痛苦。精神上的失意，也反映在其書法作品上，他曾寫下曾國藩的詩：「讀書不求官，治生不求富，脩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於歡，中含無盡意，欲辯已忘言。」這幅書法成為他的墓誌銘。

回臺後的王甘棠即便心力憔悴，仍然在地方上做出貢獻，1948年，接受林金生的建議，擔任嘉義衛生院院長；而後在1952年獲選第一信用合作社理事長，擔任此職位直到辭世。

王逸石先生說：「我的名字，應該是爸爸從孫逸仙以及蔣介石各取了一個字而來的。」王甘棠在年少時，勢必懷著某種抱負，期盼著某些人能夠改變這個社會，然而，一個人一生所愛、所奉獻的國家到最後卻只帶給他難以承受的絕望。看見身旁的親友一個個慘遭迫害，甚而失去性命，王甘棠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悲傷，選擇沈寂。或許有些人會說當時逃跑的人不夠道義，但其實為了保命躲起來不僅不是一種解脫，反而把他們拉進另一種更痛苦的深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