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館故事

作者：何頌賢

從傳統接生的產婆到助產士

現代孕婦待產時，至醫院由醫生和護士處理接生的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你有沒有想過早期的臺灣這些工作是交由誰處理呢？以前在臺灣有一句諺語：「生得過雞酒香，生不過四塊板」，用以形容接生的危險，意思是生產順利，就能吃麻油雞補身，若是生產過程不順利，則要進棺材，比喻生產時可能死亡的風險。日治時期之前，婦女生產時習慣找「產婆」、「先生媽」、「拾子媽」接生。她們大多由年長女性擔任，依靠自身經驗替人接生，為「傳統產婆」。

當時這些產婆未接受過專業醫療訓練，加上很多接生的知識都出自於民俗醫療，甚至在面臨難產情況時，將原因歸咎於胎兒被驚嚇到，而不肯離開母體。所以產婆會來到產家的產褥床頭敲打床板或壁面，希望把孩子「打出來」，或是請道士在產房中焚香誦經，請神明救難。當時產婆用的是非科學的接生方式，先用剪刀幫嬰兒剪臍，以麻線綑綁肚臍，再將胡麻油塗抹在嬰兒肚臍上。但這種接生方式，因為沒有徹底消毒，往往也會造成嬰幼兒細菌感染，導致破傷風或敗血症；而許多產婦生產後，也會因環境衛生的問題因感染產褥熱，導致高燒致死。也因此，早期臺灣嬰兒的死亡率高達了千分之一百七十六。

日治時期，開始實行現代醫學知識與醫療教育。在1897年，臺北醫院即設立了「看護婦養成所」，開啟公立護士的養成教育，但初期並未制定產婆培訓的管道。1902年，日本頒布了〈產婆取締規則〉，說明「新式產婆」的條件，須為年滿二十歲的女子，通過助產訓練或產婆試驗，並取得證照後，才可申請接生工作，但此時仍以日籍人士為主要培訓對象。1907年臺灣總督府接受臺北醫院院長的建議，頒布〈助產婦講習生規程〉後，規定臺北醫院可另以公費方式招募臺籍女性，設置產婆速成科。傳統產婆在進入日治時期之後，即透過官方教育，以國家認證、考試合格的方式，來培養「新式產婆」、「助產婦」。

1923年，總督府醫院看護婦、助產婦講習所，將原訓臺、日籍產婆組織重整，設置助產科。分成兩種班別，一為速成班，另一為「兩年制，修業一年、實習一年」的本科班。本科班必須由高等國小畢業、公等高校畢業或高等女校第二學年始能修習，修習課目包含解剖、生理、一般看護、繃帶、急救、婦科、分娩、新生兒照護、臨床實習等。

1924年，總督府再次修訂相關規則，指出若自行參加產婆考試及格，或畢業於指定的私立助產婦學校、產婆講習所等，皆可透過官方考試，取得經地方長官許可的合格證書後，從事相關工作。而到了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則將產婆改為「助產士」，以換證方式重新頒發助產士臨時證書，考試合格後，再頒發正式證書。1949年，國民政府公佈實施「助產士法」。

嘉義地區助產士的日常

採訪了母親擔任助產士的陳淑貞女士，她回想著說：「我媽媽林素華女士是日治時期的產婆，她平常沒有去接生的時候，會把她那些接生的器具消毒，在我的印象中，她就是經常都會消毒，消毒方式大概都是用熱水煮的。」

她回憶起母親林素華去接生的時間大都是在半夜，聽到有人在敲門或者是說有電鈴響了，就會趕快直覺反應地起床，因為半夜很少人會無緣無故來敲門，大部分都是要接生才會這樣。而她的工具平常都會準備好，以便直接出門接生。「每次大概都是三、四個鐘頭就好了，就是正常的狀況。如果說碰到比較困難的，譬如說，胎兒的臍帶繞道就比較困難。他們助產士沒有辦法處理的，就會叫先生或是產婦的家人趕快送醫院。」陳淑貞女士如此說道。

另一位五十六歲的受訪者是戰後出生的嘉義人，於十八歲的時候在醫院當助產士，她回憶當時描述：「我們以前那個年代就是去學 ，學完之後去考檢定，檢定過了就有執照。以前是有臨床經驗就可以當護士。助產士的日常工作是孕婦來的時候要幫她做產檢，記錄小孩子的胎心、脈搏等，要算小孩子的週期等，一般一個月來醫院做檢查。」

接著，她又想起：「在臨產的時候，要在醫院裡面。在生產的初期，孕婦會感到肚子越來越接近疼痛，這時護士要負責記錄一個小時孕婦痛幾次。 再來就是羊水先破還是肉紅，兩個都不一樣，因為羊水先破，會乾，對小孩子比較危險，就會生不出來。在接生的初期，準備器具和布，用塑膠橡皮捆綁並剪斷臍帶，助產士會處理胎盤，再進行縫合動作。」最後，她說：「到醫院處理接生和外面都不一樣，在外面的不會用針線縫合，剛生完小孩的孕婦會有易有陰道撕裂而出血的狀況，而醫院就不會。」

助產士之父   嘉義救濟的先賢

而提到「助產士」，就要談到嘉義的助產士之父——張乃賡醫師。 其祖父張作汝（字傳寶）為清朝時的中醫師，於斗六街太平路開設藥房「品芳堂」，被地方上尊稱為「寶仙」。其父張浴沂（名淮）繼承志業，繼續懸壺濟世，被地方上尊稱為「淮仙」。與蔡氏純女士於1888年9月結褵。長子為張立卿，繼承張淮先生的「品芳堂西漢大藥房」並擴大營業，閒暇之餘經常參與傳統詩社活動，與詩友吟詩作對。次子為張乃賡，是留學日本京都帝大醫學部的醫學博士，亦是嘉義市品芳醫院的院長。

張乃賡於1904年1月25日出生於臺南州斗六郡斗六街（今斗六市）太平路，斗六公學校畢業後考入臺中中學校（今臺中一中）。並於1926年於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今臺大醫學院前身）第二十五屆畢業，同年7月9日獲得臺灣總督府發給的八百八十八號醫生開業執照，任職於臺北醫院婦產科。1927年，赴日本京都帝大醫學部婦人科教室實習研究。

1933年4月回臺後，便於嘉義市南門圓環附近，租用醫校同期生賴其祿博士開業的大德醫院（臺南州嘉義市南門町二之四十三番地，今光華路2號，南門派出所旁85℃）的樓上為執業場所，開設品芳婦產科醫院約一年，1934年則再於隔壁處新建醫院建築，擴充設備與空間；同年，提出論文《人類胎兒消化器官，生理的探索》通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嘉義地區有「婦產科醫聖」之稱。

除此之外，他對嘉義的婦產科革新付出了不少貢獻，1932年3月曾與陳安成、 謝捷三、劉傳來 、楊火木等人籌設申請「嘉義一三會」，設立產婆講習所應邀擔任所長及講師，以傳授正確安全的助產技術和助產士知識。1934年至1939年間共舉行了五屆，共有七十九名助產士畢業。此貢獻被嘉義喻為造福婦幼之善舉，地方人士稱之為「助產士之父」。

1944年張乃賡舉家遷至臺南州嘉義市元町六丁目108番地（今光彩街382號至384號，院地往後延伸至興中市場）繼續執業。1945年二次大戰末期，因美軍轟炸劇烈，使得品芳醫院毀損，便舉家疏散至斗六嵌頭厝避難，戰後再於光彩街舊址重建開業。

除了在嘉義推動婦產科科學化，張乃賡也關注全國性的婦產議題與制度。為摒除國民政府接收後，在日治時期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助產制度，倒退至「傳統產婆」、「先生媽」的舊時接生狀態。他曾於1955年7月20日，向中央政府提出陳請書，請政府採信日治時期私立助產士講習所畢業生。1957年更受徐千田的邀請，參加第一屆亞洲區婦產科醫學會，成為嘉義雲林地區幹事，繼續推動地區婦產科的進步。

1973年6月12日凌晨一點十五分，於興中市場發生的一場火災， 火勢波及品芳醫院，張乃賡仍堅持於原址三度重建醫院。最後，張乃賡於1987年以高齡八十三歲結束醫療奉獻志業。行醫濟世之餘，張乃賡亦投入慈善事業，擔任紅十字會嘉義分會會長逾二十年、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嘉義仁愛之家董事長逾三十年，以照顧孤苦無依的老弱婦孺，一生秉持濟災賑難的理念，也曾獲頒全省好人好事代表。其子張南薰、張紹元，與女婿李同海、王恭澤皆為醫學博士，其孫兒張俊宏、張健治、張由貴等人，均傳承醫缽，可謂賢能輩出、醫學世家。